近年博物館的發展愈來愈多元化,由於社會的變動和科技的發展,不論大眾或者是博物館從業員,也對博物館的要求愈來愈大。人們不再滿足於傳統博物館的定位和功能,所以博物館的發展必須要與時並進。這樣必須先回歸到最根本的問題,就是討論博物館的定義。

談及博物館定義,不能不提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 ICOM)。博物館的定義總是在變化以滿足社會的需求,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博物館協會每隔一段時間會因應世界各地博物館的發展而修改,至今已經進行了8次修改。[1]在2019年重新定義博物館的定義時,出現了許多爭議,因此國際博物館協會把新博物館定義的投票推遲。各國國家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s)與各國際專業委員會否決後,京都大會決議暫不採用初稿,修訂工作於下屆大會2022年再提案。[2]

在討論博物館定義時,不難發現這些定義都不是一成不變。在此,可以參考國際博物館協會在不同時期對定義的修訂,便可窺探當中的流變和趨勢。回到最基本的意義上,為什麼國際博物館協會需要定期重新定義博物館的定義?在1946年博物館最初的定義中指出博物館是「向公眾開放的美術、工藝、科學、歷史以及考古學藏品的機構」,也就是以「公共性」的類型作為主要論述。1951年的修訂中,強調考慮公眾的利益、服務社會、教育大眾。由1974年至2007年之間,博物館定義主要是面向社會、服務大眾。從1946年至2007年博物館定義的修訂過程中,每一次都是把前一次定義補充、修正。

在眾多的定義中,尤其2019年的定義最被受爭議。在2019年的博物館定義中,博物館「具有民主性、包容性和多音性」、「為各種社群積極合作,進行收藏、保存、研究、詮釋、展示和增進人們對世界的了解,旨在對人類尊嚴、社會正義、全球平等及地球福祉做出貢獻」。國家博物館協會在1974年,已經把當時的定義宣稱是為了服務社會與促進社會發展,反映著博物館並非一成不變。事實上,2019年博物館定義的修訂版本在理念上,都是一如以往地指向於博物館應該回應社會。然而,從定義內容上出現問題,2019年最新定義的爭議在於意識形態過強,過份強調公民平權及社會共融的必要性,反而失去了一直以來定義中對博物館功能的簡潔描述。

2019年定義初稿的問題有幾個大問題。第一,在於定義難以普世性適用。例如,新定義初稿中提及的「民主性、包容性和多音性」,並不是每一個博物館都能夠達成。而且,「民主性、包容性和多音性」等字眼都是比較抽象,以及有程度的差異,亦有一些博物館會因為本身的藏品而限制了其「民主性、包容性和多音性」。第二,博物館的定義同時也是世界各地博物館如何實行未來發展藍圖的指標。新定義較以往的定義複雜,令博物館更加不容易跟隨,亦會影響政府、民間部門對它們的支持、評鑑和肯定,甚至影響撥款申請。

2019年博物館定義的爭議並不是偶然,當中折射了歷史思潮和社會發展。回溯歷史,自1980年代起,新博物館學(New Museology)、「公共博物館學」(Public Museology)的出現,令博物館的定位不再是只集中在藏品,而是轉為以人為基本,並且思考博物館的社會功能以及它與社會的關係。由於新博物館學講求以「人」為主的理念,使博物館進一步被視為與政治、經濟、歷史背景相關,慢慢地博物館與意識形態有著密切關係。

在 1989 年的《新博物館》(The New Museology)一書中指出,「新」 博物館學建基在對「舊」博物館學的普遍,舊博物館學討論太多博物館的方法,而忽視了博物館的意圖,而新博物館學就是重新審視博物館在社會中的角色。這帶出自90年代後的新博物館學,以及博物館的發展都是強調博物館的意義,也解釋到為什麼近年修訂的定義不斷與社會互動。在1989年修正的定義中,博物館是「為了研究、教育及娛樂之目的而致力於蒐集、保存、研究、傳播與展示人類及其環境的物質證據。」這個定義的修訂版既是保留一向的基本功能,更是強調博物館對人與物之間的溝通。在後現代主義的時代,社會強調文化多樣性。

2019年博物館定義初稿的爭議,就是人們對於傳統博物館和新博物館學之間的爭議,就是傾向了新博物館中提出的關懷社群和社區。二十一世紀的博物館重視「公共性」,追求公共化及大眾化的服務,推動社會和諧與平權,在博物館展廳中容納更多不同的聲音。然而,筆者認為建立博物館展覽及展品所牽涉的整體性脈絡,每個博物館展覽以及當中的展品未必完全地符合定義中的原則。

筆者認為博物館的定義絕不應該一成不變,可以隨著時代變遷、社會變化而加入新的元素。博物館的定義應該富有彈性,可因社會發展、科技進步等原因而改變。博物館的核心思想應予以傳播,並有效地促進文化、藝術。在近年來,不少博物館尤其是當代藝術館不是必然收集和保護傳統意義下的「藏品」(Collection)。它們強調博物館可以打破原來規則,以較具創意的方法展示。

博物館應該積極地回應社會議題,這是一向博物館定義中也有提及的功能。不過筆者認為在定義上不用過於仔細地羅列,例如,在2019年的定義初稿中,「多音性」、「民主性」等字眼未必適用於所有博物館。從2007年以前的博物館定義來看,似乎都是追求比較簡潔,令各地博物館和博物館從業人員較易適應。

[1] 陳國寧,〈由當代博物館的社會作用再思考博物館的定義〉,《臺灣博物季刊》,第 39 卷,第4期,(2020年),頁8。

[2] 王嵩山,〈新博物館與公共博物館學〉,《博聞》,第 10期,(2012年1月) , 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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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yp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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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無盡頭而又徒勞無功的生活,唯有寫作,讓人沉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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